遍及在中国的美丽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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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东侧,也是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堂,1932年落成。

陈小铁清楚地记得自己拍摄的第一个教堂是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1999年8月,在广州上大学的陈小铁回到东北老家过暑假,三叔带他去哈尔滨中央大街吃饺子,顺便看看哈尔滨的老建筑。眼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好像童话里的古堡一样可爱,陈小铁很奇怪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建筑。回到学校以后,陈小铁就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教堂印象》。

这个选题一拍就是10多年,其间,陈小铁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杂志社工作,去年年中,他辞去杂志社的工作,成为了一名独立摄影师,但对教堂的拍摄和研究却一直没有中断。

陈小铁粗略估计了一下,他大约拍过300个教堂,总图片量在10万张左右,其中40%是胶片拍摄。“早期平均每个教堂拍摄使用135胶卷两到三卷,大概100张左右。现在用数码相机拍摄,每个教堂大约500张图。”除了拍摄,陈小铁还做了很多教堂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数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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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杨家桥天主堂,修建于乾隆年间,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教堂从空中鸟瞰,屋面呈十字形构架。

“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只有亭台楼阁之类的东方古典式建筑。其实,中国建筑还有另外的一面,教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中国的教堂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昨日的教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袭,今日的教堂已演变成了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珍贵遗产。教堂建筑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中国的教堂建筑还有许多故事,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陈小铁说:“我总是想描绘它的全部,但却只能记录它的一个片段。”

陈小铁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觉得研究历史建筑是件浪漫的事情。当真正投入其中却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既不知名,研究的选题也比较偏,申请不了资金,全部靠自己有限的力量,缓慢地推动着拍摄计划。他大部分花费都用在摄影器材以及图书的购买方面,有时穷到要女朋友来帮助他。每当她有怨言的时候,他就用李安的例子来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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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圣玛嘉利大堂,是香港一座天主教教堂,修建于 1923 年,现被列为历史保护建筑。

慢慢积累的过程也让他逐渐对目标清晰,多年的坚持最终有了回报。在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白屿淞的帮助下,2012年底,名为“筑/迹”的陈小铁教堂摄影展在广州举办,展出了陈小铁花费十多年时间拍摄的中国教堂。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陈小铁说:“这十年当中我一直在认真执行,做着田野调查式的拍摄工作,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从容面对。我相信专注比技巧更重要,这种思想主导着我的创作。”

除了工作,陈小铁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教堂的拍摄和研究上。他计划推出一本《发现中国教堂之美》的书,还将到欧洲旅行,寻找中国教堂的起源。“在中国的每一个教堂,几乎都能在欧洲找到它的母体或者参照对象。对于源头的好奇心,使我非常想去欧洲看一看古老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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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建筑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

我希望能填补历史上缺失的这一环”

Q:现在回头评价自己拍摄教堂的这10多年,你觉得这个项目给你和你的摄影带来些什么?

A:《中国教堂印象》项目是我在大学时期策划的一个选题。原本的切入点很小,但是执行起来之后,才发现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项目。国内的教堂超过万座,如果逐一去拍,恐怕一辈子都走不完。我只拍1949年前建造的教堂。因为民国时期是教堂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且我只挑选样式特别、保存现状良好的教堂。不过也有例外,像中国第一个教堂肇庆仙花寺,虽然如今只剩下一块碑,但因它的意义重大,值得记录。解放之后,“破四旧”以及“文革”对文物古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到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教堂得到逐步修复。

现在,持续旧城改造又对教堂的生存造成了一些影响,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冲突日益明显。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是想从摄影和美学的角度去记录中国的教堂文化。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地去看待历史。至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本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教堂方面的权威书籍。关于教堂文化,有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研究,但以这个为持续研究对象的摄影师还没有找到。我希望能填补历史上缺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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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是香港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物,简朴高雅。

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寻遍全国有特色的教堂,着手做《中国教堂印象》的专题,但发现这个专题过于庞大,难以把握。后来有前辈建议从一个小的切入点深入,做区域性的教堂专题,于是我陆续发表了《民国时期广东省教堂建筑调查研究》、《澳门教堂印象》、《新加坡教堂之旅》等研究论文。最后我越做越细,专注于发掘一个教堂的内涵,并发表了《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山西圣安东尼天主教堂历史建筑研究》。能坚持做十年是我原来也没有想到的。我相信专注比技巧更重要,这种思想主导着我的创作。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要特别感谢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白屿淞先生对我的鼓励与支持。在他的支持下,我才在2012年办了第一个展览。

Q:每拍摄一座教堂前,你是如何做准备工作的?

A:第一步,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在零散的碎片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目标。第二步,整理出建筑具体的历史脉络,准确的地址,做详细的拍摄计划。确定季节和联系方式。第三步,摄影器材的准备。统一的表达方式非常重要。镜头、胶卷……各种细节都要注意。第四步,正式拍摄并做文字记录。每个教堂要拍一整天。第五步,所有的图片和文字再整理归档。写相关的论文。

Q:请你列举记忆中最特别的拍摄经历。

A:有一次出差到长春。我知道在长春到哈尔滨的路上有一个小火车站叫德惠站,附近有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我和同事的工作时间都安排满了。但我十分想拍摄这个教堂。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我做了详细的计划,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下着小雪,我4点起床,赶上5点的火车,6点30分到达德惠站,找到了教堂,拍摄了20分钟,坐上了7点的火车返回,8点半到达长春站,打车返回酒店,9点准时出发去工作。这是我至今为止最短的拍摄经历。

最长的拍摄经历是13年。我是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的,2001年我拍摄了广州石室教堂的第一张照片,还是黑白的。之后一直拍摄到现在,亲历着教堂的一路变化,最终和教堂的甘主教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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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大箕·圣母玫瑰堂

Q:谈谈最感动的拍摄经历。

A:最感动的拍摄经历是在拍摄中国最后一个古堡教堂《山西泽州县大箕古堡·圣母玫瑰堂》的过程中。在泽州县大箕镇下河村以南的一个山岗上,我拍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古堡教堂“圣母玫瑰堂”。它修建在一块高台巨石之上,教堂、房舍浑然一体,雄壮的气势与山地本身的朴拙形成强烈反差。这个古堡本身有300多年历史,当年意大利神父买下这个村寨以后,于1902年把教堂建成,现在这座教堂是晋城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幅作品发表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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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泽州县大箕古堡·圣母玫瑰堂的杨忠义神父,是一位睿智的老人。

教堂的神父杨忠义1928年出生于晋城,精通拉丁文。杨忠义神父经历过20年劳改,那时候他就是“牛鬼蛇神”的“神”,必须挂牌子扫大街。后来做会计,帮大家记工分。他是村里人敬重的文化人。他的眼里没有愁苦老人那种特有的阴霾,很亮。他至今还记得一心想嫁给他的姑娘。但是神父是要全心全意奉献给天主的,不能结婚,没有家庭,教会就是他的家。她去世后,他是主持葬礼的人。我是2008年通过书信联系上杨神父之后才去实地拍摄的,后来电影《白银帝国》到此处取过景。

Q:有一次拍摄你没有地方休息,就栖身于老教堂中?

A:当时在山西,因为第二天准备上山朝圣,天不亮就要出发。为了不错过行程,我就决定在教堂过夜。深夜感觉很恐怖,教堂本来是就是上帝的居所嘛。我整晚都是戴着帽子抱着背包在睡袋里睡的,希望在更多的包围中找到安全感。夜晚各种声音很清晰,阴冷潮湿的空气中闻到悠悠的醋味,因为教堂附近就有个醋厂。我思考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人在远方想念着我?其实都没有答案。左思右想,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就听到嘈杂的脚步声。天还没亮,就陆续有人来集合。这应该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投宿教堂吧。

“我的拍摄从美学出发”

Q:拍摄教堂需要获得教堂管理人员的许可吗?

A:国内教堂大致分为三种状况。第一种:教堂已经改变性质,成为城市名片旅游景点。例如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复后作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向公众开放,票价10元。德国古堡式基督教堂—青岛国际礼拜堂也向公众开放,票价7元,可以随时拍摄。最好玩的就是日本人在大连友好广场1907年建造的大连基督教会堂,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唯一开在教堂中的肯德基餐厅。第二种:教堂已经废弃。例如浙江嘉兴的圣母显灵堂、吉林德惠的东正教堂、开封天主教河南总修院基本属于闲置状况,只要能够找到,拍摄起来都很容易。但是寻找会比较难。第三种:教堂还有宗教功能。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教堂理论上是对公众开放的,但是实际上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只允许教徒进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些教堂在规定的时间只允许外国人进入。例如上海的国际礼拜堂、北京的东交民巷天主堂。这一类的教堂拍摄非常难。就算申请都不一定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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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总修院,其建筑外观为中国传统古典式青瓦大屋顶,门窗等为西方式样。

在港澳台地区,管理又不一样。除了个别修女会的教堂,基本全部对公众免费开放。保护的状况也非常好。拍摄会非常顺利。

Q:你在拍摄教堂的时候需要和神父们打交道吗?

A:我拍摄教堂是从建筑、历史和美学的角度出发的。不涉及宗教,所以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没有人。不过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神父、修女、主教的帮助,并且成了朋友。在接触的过程中有聊天、收集历史资料,但没有正式的采访提纲。嘉兴圣母显灵堂是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著名大型天主教堂遗址,位于嘉兴市中心紫阳街沈家弄。教堂在“破四旧”中被毁坏,至今没有修复。我去的清晨正好有一个老人在教堂的废墟里练太极拳。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充满了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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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圣母显灵堂是一座大型天主教堂遗址,教堂在“破四旧”中被毁坏,至今没有修复。

我讲个有趣的经历。澳门圣家辣堂位于圣罗撒女子中学内,属于修女院专属的教堂,澳门唯一不对外开放的教堂,只能从远处看到十字架屋顶,我数次去澳门都未能如愿。最后一次我下定决定在门口蹲守,许久有一个戴着眼镜的慈祥老奶奶买菜归来,询问我来意之后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一遍,聊天中得知她是这里的修女,一生都献给了教会。我终于完成了澳门的拍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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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主教座堂(又称圣母圣诞堂,澳门天主教最高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彩色玻璃。

Q:在研究中国教堂风格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A:中国的折中主义风格圣堂非常普遍。传教士在沿海一带为了化解当时人们对基督教普遍的排斥,开始动脑筋琢磨形式上的变化,当时所建的礼拜堂在屋顶的装饰上有许多中国式的小白塔,这是为了缓和佛教、道教信徒的反对而设的。另一些传教士开始仔细观察本地的传统建筑形式,然后在教堂上努力地加入这些元素,以一种很清晰的又是很合逻辑的符号表达出来,这样教堂看上去就有很浓的乡土气息,能够很自然地和周围民居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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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木结构教堂—大理天主教堂,白族的特色“白”与西方的拱窗紧密结合。

中国的教堂还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越靠近沿海地区,越接近纯欧式的建筑样式;越接近内陆,教堂风格越传统。《上海圣依纳爵堂》和《大理古城圣三堂》是我的作品当中对比最为强烈的两幅,前者是典型的哥特式双尖顶风格的砖石结构建筑,后者则是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木结构教堂。因为上海是很早就对外开放的城市,中外交流频密,对欧式建筑自然也容易接受。而在较为闭塞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堂要想被当地人接受,只能融入本土风格,这种“本土化”特征在国内众多教堂建筑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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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陈小铁,2002 年摄于广州石室大教堂前。